摘要: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        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

       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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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5日,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公务员招录笔试开考。考生在南京考点等候入场。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13000122283182010年辽宁省各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面试场地外,一位被录取的考生喜极而涕,给家里电话报喜。

我为“国”狂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